中共為什么要全面從嚴治黨？

2016年4月17日，里約熱內盧，巴西眾議院正就是否彈劾總統羅塞夫舉行投票。在國會大廈外面，支持羅塞夫和反對羅塞夫的民眾都在游行。盡管正如巴西政府發言人所言，游行示威是“民主的正常組成部分”，但是從這兩支相互對抗的游行隊伍身上，我們還是看到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間惡斗的影子，以及這種惡斗所產生的消極影響。5月5日，應巴西總檢察長的要求，巴西聯邦最高法院要求下令暫時中止眾議院議長庫尼亞的職務，屬于反對黨的庫尼亞被認為是對總統羅塞夫彈劾行動的主要發起人和推動人之一。5月9日，巴西眾議院代議長瓦爾迪爾·馬拉尼昂甫一上任，就簽署命令，宣布廢止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總統彈劾案，并從參議院收回。理由是彈劾案存在惡意動機，并受到某些黨團誘導，因而不具備法律效力。隨后，參議院議長雷南·卡列羅斯宣布，參議院將無視眾議院代議長廢止彈劾案的決定，按原有程序繼續審理對羅塞夫總統的彈劾。

巴西前中央銀行行長、經濟學家古斯塔沃·洛約拉認為，巴西經濟目前處于一種惡性循環中，要想打破這個循環，需要創建一種有利的環境，但政治危機使之難以做到。如果政客們都忙著惡斗，將經濟置于腦后，衰退還將持續。

在兩支游行隊伍中間，有一道矮墻將其分隔開來。在這道旨在防止沖突的矮墻上，寫滿了“溝通”“合作”等字樣，這代表了游行隊伍中理性的呼聲，也代表了巴西民眾的訴求。民眾希望各黨派通過溝通和合作，團結一致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而不是將政黨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讓政黨斗爭阻擾社會改革。

像羅塞夫一樣懊惱的還有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在羅塞夫因彈劾案焦頭爛額之時，2016年4月11日，美國爆發了“民主之春”大規模游行，抗議金錢政治和不公平選舉。運動在堅持了一周之后，于18日在當局的打壓和媒體的漠視中黯然結束。根據華盛頓警方聲明，共逮捕1420名示威者，創下了華盛頓當地抓捕人數的歷史紀錄。“華盛頓沒有春天”，19日德國《青年世界報》對自詡為當代民主“典范”的美國發出這樣的感慨。

從幾年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今天的“民主之春”，美國人民痛恨金錢對政治的控制，而利益集團的阻擾、政黨的斗爭讓醫改政策步履蹣跚，甚至讓政府關門大吉。

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兩年多時間里召開了23次會議，從司法改革到醫療改革再到足球改革，審議通過上百份文件，并緊緊扭住、狠抓落實。僅僅在兩年時間內，中國養老保險就新覆蓋了2.4億農村居民——遠遠超過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所覆蓋的總人數。兩相對比，世界感嘆“中國樹立起了一種嶄新的治理樣態”。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中，有一章的題目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他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存在很多問題，政黨之間的惡斗、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左右，使得國家處在不斷內耗之中，根本無法有效應對21世紀的挑戰。他談到，通用公司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曾與他探討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推動哪些立法，采取哪些措施，來引導美國社會低碳生活，擺脫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弗里德曼聽完后很坦白地告訴伊梅爾特：你的這些設想我都很贊同，但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都做不到，因為美國利益集團的游說政治一定會否決這些政策。他感慨道，我們能不能做一天中國，在那一天把這些理想中的法律和政策都搞定。一些在西方國家需要花費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推動的改革，在中國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就推行開來。他舉了一個例子，美國花了22年時間（從1973年到1995年）推廣無鉛汽油，中國只花了2年。

弗里德曼用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凸顯了中國和美國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差異，而這種差異背后的核心是兩國政黨制度的不同。在中國，有一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個體制有很強的行動能力；而美國的兩黨制在福山所說的“否決政體”中行動遲緩，有時甚至動彈不得。干了7年總統的奧巴馬如此總結：優化美國政治形態，僅換掉一位國會議員或參議員，甚至換掉一位總統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整個體制。西方學者們也從中國承辦北京奧運會、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表現中，看到了中共超強的統籌兼顧能力，他們坦承自己的政府沒有這個條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危機、迎接挑戰。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會見基辛格時說，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這句極其樸素的話準確道出了中國的秘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核心。不僅講好中國故事首先需要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治理好中國也首先需要治理好中國共產黨。正如習近平所言：“中國的事情要辦好，首先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要辦好。”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的強大在于中共這個執政支柱的存在。西方發達國家邁過了發展的坎，政黨的主要任務是守成，而不是開拓。但發展中國家的主要任務是開拓，這其中會面臨各種復雜的問題，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其治理所面臨的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就像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云漢所說：中國太大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治理經驗在面對中國時都失效了。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很難有效應對，甚至會失控。

也許有人會說，離了共產黨，中國人民可以選擇其他的政治力量來領導。這話說起來輕巧，要做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2000年，墨西哥首次實現了執政黨的輪替，執政近70年的革命制度黨在選舉中下臺了，國家行動黨掌握了國家權力。當時西方一片歡呼，認為墨西哥的民主政治終于走上了正軌。不曾想，兩個任期后，在2012年的選舉中，國家行動黨黯然下臺，革命制度黨重新掌握政權。國家行動黨12年的執政經歷表明，它不是一個合格的執政黨。在這12年里，經濟發展乏力、貧富差距拉大，貧困人口占到總人口的33%，最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10%。很多貧困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不惜鋌而走險從事販毒。毒品集團羽翼豐滿，在北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只有與它們合作才能生存，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與此同時，腐敗愈演愈烈，據“墨西哥透明社會”統計，僅2007年墨西哥就發生了1.97億次腐敗行為。經過12年的政黨輪替實踐，墨西哥人冷靜了許多，簡單的政黨輪替并不能解決墨西哥現存的問題，選舉一個沒有執政能力的政黨上臺，其學費還是要老百姓來交。重要的不是政黨輪替，而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為民眾服務，又有能力的政黨去實現人民意愿。

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改革主體，由它來領導改革，推動社會的發展。

2012年11月15日，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就坦承：“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要求全黨必須警醒起來，下大力氣解決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使中共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制定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拉開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序幕。回首這幾年，從明確提出從嚴治黨的具體要求，到提升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全面從嚴治黨成為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最亮麗的一道風景。

8000多萬黨員盡堯舜

全面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性質所提出的內在要求。與西方選舉式政黨不同，中共是一種先鋒隊性質的政黨，其理論基礎是：與現代大工業聯系在一起的無產階級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而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集中體現了政治上的先進性。正是這種先進性構成了政治代表的基礎，而不是選舉，因為選舉所體現的是隨時變化的民意。

基于先進性的政治代表理論的論證邏輯是：第一，社會發展是一個具有自身規律的客觀歷史進程。第二，伴隨大工業而產生的現代無產階級代表了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第三，工人階級本身無法產生社會主義，工人的自發斗爭只能局限在經濟方面。由統治階級操縱的文化教育媒介大量制造和宣傳虛假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的扭曲機制遮蔽了工人階級對自身利益的認識能力。要突破這一格局，將工人階級從自在的階級上升為自為的階級，從而認識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就必須將社會主義從外部灌輸進去。第四，外部灌輸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的先進分子肩上。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幫助無產階級認識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的人，在道德和能力兩個方面具有至高無上的優勢，先進性便是這一優勢的理論表述。第五，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就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作為先鋒隊的一員，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應當發揮模范帶頭作用，通過政治動員將普通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帶領他們投身于人類解放事業的斗爭之中。第六，按照這一指導思想組織起來的黨，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它的最高宗旨，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奮斗。

今天的中共已不會再浪漫地想象“六億神州盡堯舜”，但習近平確實希望8000多萬黨員盡堯舜，能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將中國共產黨打造成一個由真正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中共經常說，黨紀嚴于國法。黨紀是用來要求黨員的，國法是用來要求公民的，黨紀嚴于國法，也就意味著黨員的標準高于公民的標準。這種區別有點類似于亞里士多德對善人與好公民的區分。在《政治學》第三卷第4章中，亞里士多德指出，“作為一個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備一個善人所應有的品德”，這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因為善人萬德具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如果硬要強迫人人都成為圣賢，其結果只會導致偽善流行。但是，優秀的政治家和領導者應該具備善人的品德，尤其是實踐智慧，他是有別于一般公民的。如果亞里士多德能活到今天的話，他肯定會贊同習近平的做法，將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打造成一個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由他們來領導中國走向復興。

什么樣的人才算是合格的黨員呢？中共在革命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曾樹立了很多先進典型，在延安時期有白求恩、張思德，新中國成立后有雷鋒、王進喜、焦裕祿等。曾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寫過一本小冊子《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黨員的標準進行了全面詳細的闡釋。習近平上任后，重提這一要求。2013年6月28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好干部的五個標準：“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

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還提到一位模范黨員：“我經常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東山縣縣委書記谷文昌，他一心一意為老百姓辦事，當地老百姓逢年過節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谷文昌（1915—1981）1950年隨解放軍南下至福建省東山島，任東山縣縣長、縣委書記。東山島東南部原有3.5萬多畝荒沙灘，狂風起時飛沙侵襲村莊，吞噬田園。谷文昌發出誓言：如不治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他帶領干部群眾筑堤攔沙、挑土壓沙、植草固沙、種樹防沙，在194公里的海岸線筑起“綠色長城”，實現糧食畝產過千斤。今天的東山，已經是全國生態縣，全國十大美麗海島。谷文昌去世后，群眾將其奉為“谷公”，在祭祖之前先拜他。

當然，僅僅是個人修養還不足以概括一名黨員所需要的德性，僅僅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不足以保證你真能服務到點子上；作為一名黨員，還必須正確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換言之，黨和黨員都必須通過群眾路線來保證其先進性，也就是保證其先鋒隊的性質。如果說在美國，官員的產生是民眾投票“投”出來的，那么在中國則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建立在選票基礎上的選舉制，并不能保證選出來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他只要能及時準確地回應民眾的訴求即可；中共的先鋒隊性質則要求它既要認識普通群眾認識不到的發展規律，又要及時回應群眾的訴求，對群眾的訴求進行提煉，并引導群眾將其訴求與發展規律統一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群眾路線有認識論的意義，走群眾路線是認識發展規律的重要環節。在中共看來，選舉式政黨單純回應或迎合民眾訴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種“尾巴主義”，意思就是跟在群眾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帶領群眾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按照先鋒隊的要求，政黨應該是走在群眾的前面，領著群眾走，而不是跟著群眾走。領著群眾走的前提是深入群眾，充分了解群眾的想法，而不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中共經常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就是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的想法，對之進行提煉、總結，形成規律性的認識；“到群眾中去”同樣要深入群眾，但其目標是讓群眾了解經過提煉之后形成的規律性認識，引領群眾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

習近平一上任，首先做的就是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此舉準確抓住了中共自身的性質和邏輯。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大決策”。

新一輪“趕考”

全面從嚴治黨也是中共目前所處的內外環境提出的客觀要求。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共治國理政取得了驕人成績，從“文革”結束后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經歷兩次金融海嘯沖擊后仍保持“風景這邊獨好”。但與此同時，國際國內形勢仍讓中共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甚至可以用內憂外困來形容。

一方面，中國的外交面臨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對中共來說，中國國內所面臨的形勢同樣復雜嚴峻。具體言之，就是在改革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各種矛盾、問題和難題，如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懸殊、環境污染嚴重、腐敗現象叢生等，這些問題交織重疊，對中共的治理形成巨大壓力。問題的嚴峻性還在于這些問題和矛盾的性質，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坦承，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有些甚至是牽動全局的敏感問題和重大問題。而且，經過30多年改革，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30多年前鄧小平開啟改革之時，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意識形態上的“姓資姓社”問題；今天，主要的問題已經轉換為改革中逐漸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角逐。接下來的改革，將不可避免觸及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遇到的阻力也會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會越來越多”，正如李克強所言：“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強盛，美國等國家開始感到惴惴不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日本右翼勢力的興起讓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惡化，不僅有此起彼伏針對中國的貿易戰，更有南海、東海的不斷挑釁。

內有“中等收入陷阱”，外有“修昔底德陷阱”。綜觀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只有極少數能夠邁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大陸的情況遠比這些國家和地區更復雜、更敏感。縱觀人類歷史，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只有二戰后的英美和德法，英美之間有歷史的淵源和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德法之間化干戈為玉帛的實踐還有待歷史的檢驗。中美這兩個異質性大國如何邁過這道坎，不僅考驗著美國的政治家，也考驗著中共的政治智慧。

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可謂是踏著“尖刀”前進，其所面臨的困難、挑戰和風險非常嚴峻。今天中國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更像是生死攸關的“新一輪趕考”，這輪趕考所要解答的題目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它對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調研時用“打鐵還需自身硬”來比擬時代對中共提出的要求。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共自身還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一些黨員缺少了創業者的擔當，用打工者的心態維持現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有動力提升自身的能力，也沒有動力深入群眾。面對社會矛盾的積重難返，面對民眾與日俱增的期待和不滿，他們或者不愿改革、不敢改革，或者不知道如何改。更有甚者，一些黨員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大肆貪污腐敗。

習近平接過了歷史的接力棒，也接過了讓中共“硬”起來的責任。一上任，他就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直面中共面臨的“四種危險”，將“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針對“精神懈怠”，習近平強調要“補鈣”，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針對“能力不足”，習近平強調“學習”，要建設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組織，克服本領恐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針對“脫離群眾”，習近平強調“作風”，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針對“消極腐敗”，習近平強調“紀律”，一方面要立規矩，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官員不能腐，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上敢下重手，通過強力反腐，讓官員不敢腐。

在西柏坡，習近平強調，“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所有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要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努力交出優異的答卷”。